一、贝多芬作品中蕴含修辞手法的合理性

语言形成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修辞体现在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音乐与语言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二十世纪的音乐理论家尝试开始使用修辞的手法来对音乐作品进行本体分析。Leonard G.Ratner在其著作《古典音乐》(ClassicMusic)中，以修辞学的观点来架构了“主题理论”(Topic theory)的主要框架。音乐作品中使用修辞手法，可以形成并凝练音乐的具体风格，就如同语言中蕴含修辞手法，可以判断说话者的说话风格一样。Ratner认为，语言艺术为音乐形成自己特有的框架而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十八、十九世纪的语言学与音乐修辞学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音乐理论家更是将句读结构、和声进行、节奏韵律、旋律构成、织体甚至表演形式视作是音乐的修辞学。[1]根据Ratner的论点，从修辞学的角度去理解十八、十九世纪音乐成为必要。在Ratner之后，Maynard Solomon是第一位证明Heilignestade Testament中存在修辞艺术运用的人，他为贝多芬可能受到修辞学影响而提供佐证。Elanie R.isman则证明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奥音乐界被修辞学所统治，贝多芬基于此大背景，将修辞学的使用方式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2]

二、说话中断法(Aposiopesis)在修辞学中的解释

在古典音乐中，Ratner列举了音乐中常用的30种修辞手法并加以论述，[3]其中包括说话中断法(Aposiopesis)这一修辞手法，并将说话中断法定义为Breaking off，可惜书中并未深入探究。现今，对于音乐作品中存在的说话中断法的研究暂且薄弱，还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故笔者参考Lausberg对于文学中说话中断法的论述，试图对音乐中存在的说话中断法给予合理解释。Heinrich Lausberg在其著作《Handbook of Literary Rhetoric:A Foundation for literary Study》中详细介绍了说话中断法的意义，并举例论述了说话中断法在文学范畴内的应用，以下，笔者将简述Lausberg对说话中断法的论述。

Lausberg认为，说话中断法，是对想要表达的想法做一定省略的修辞手法，可以将已经开始的句子打断，有时也会在后文中补充说明并解释所省略的内容。[4]说话中断法可按实际情况分为两类：[5]

第一类中断与内容相关，由于所省略的内容带有冒犯之意而不得不噤声忌口。诸如宗教中的与守护神相悖的言语或者无法被观众所接受的论点等。这一情况下，纵然发言者尚未将实际内容公之于世，但聆听者也知晓发言者想要表达的观念观点。

第二类中断与听众环境有关，听众环境与发言者情绪存在矛盾。发言者本身的情绪激动，而其发言环境相对冷漠，发言环境对于发言者情绪缺少反应，从而使得发言者被孤立于当时环境，发言者随后意识到自身与环境的矛盾之后，进而打断了发言者本身的情绪爆发，从而回到了相对安静的环境状态并与环境融为一体。譬如：演讲者在演讲过程中发现自身强烈而激动的情绪与淡漠的听众环境格格不入，进而使得演讲者本身也丧失了原有的高昂情绪，自然而然地中断演讲而遁入听众冷漠的环境。

笔者认为，在器乐作品中，纯音乐很少涉及宗教内容，第一类说话中断法极少运用，故不作为研究重点，而第二类说话中断法出于音乐形象的塑造，在器乐作品中频繁出现，具有研究价值，同时，Lausberg认为第二类说话中断法又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形式：

(一)观众反应导致的说话中断法。

这其中包含三种主要情况：a)观众观点与发言者观点不符；b)发言者所说内容对观众有冒犯之意；c)发言者将发言重点从一个观众不感兴趣的章节转移到另一个观众感兴趣的章节。

(二)为强调某一特定主题而导致的说话中断法。

说话中断法始终是属于缓和的修辞方式[6]，但这一情况下的用法稍显偏激，常通过避免全程的解释，以留白的手段而激起听众的情感。譬如，在演讲过程中，故意省略最关键的核心思想，而通过旁敲侧击的演讲，围绕主题的同时激起听众的思考，并让听众理解演讲者所省略的核心思想。

笔者认为，第一种形式中的c)情况在音乐作品中会偶尔出现，通过休止的手法将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乐段上，这一种“转移章节”性质的说话中断法在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之中比较少见；第二种形式频繁出现于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中，通过休止并故意留白而激起听众的情绪，引起听众的共鸣，进而强调某一特定主题，笔者将以贝多芬的中期音乐作品为例而进行详细论述，这一具有“留白”性质的说话中断法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上述两种说话中断法，不论是转移章节也好，留白也罢，都有强化戏剧性对比冲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