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围绕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2012年出版的Theeventofliterature(中译本为《文学事件》)一著，国内文艺理论界着眼于“事件”展开了热烈讨论，迄今仍方兴未艾。①以“事件”为焦点，带来了许多启人的洞见。值得注意、也令人有些疑虑的是，伊格尔顿本人对“事件”的态度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书名中采用了“event”这个关键词，全书通篇却一直并未给出必要的充分解释。有鉴于此，盛宁先生即明确主张Theeventofliterature译作《文学的发生》(以下简称《发生》)更为贴切，也更符合伊格尔顿的本意。[1]viii若是从“发生”的动态视角看去，那么，伊格尔顿这部著作对“策略”的强调就会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可以发现，《发生》第五章的标题即是“策略”，事实上，它也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在内容上，这一章堪称全书的压轴部分，主要探讨文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与书名显然遥相呼应。在具体探讨之前，伊格尔顿就已申明，把文学作品视为策略是众多文学理论的共同点，我们甚至“大可谦虚地称之为‘(几乎)万能理论’”。[1]191“策略”的这种重要性，也可以从《发生》“前言”的预告中得到有力印证：“最后，我会回到文学理论问题，探寻各种类型的文学理论是否共有某些核心特征。如果我不谦虚的话，我会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对文学(至少目前而言)实质上意味着什么的合理解释，同时，它第一次把所有文学理论的共同点提到台面上来。但是我还是要谦虚些，所以我不会说上面的话。”[1]iv-v②此处欲语还休的措辞散发着伊格尔顿惯有的风趣幽默，也把他对“策略”的高度重视与对这种观点的自得之情巧妙地和盘托出。

伊格尔顿指出，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提醒人们，是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将“策略”一词引入批评辞典，是他“第一个告诫我们，看待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包括语言在内——应该从仪式、戏剧、修辞、表演以及象征行为的视角入手，把它们当作一种应对决定性状况的策略，他为这种批判哲学起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名字，‘戏剧主义’(dramatism)”。[1]191伊格尔顿还认为，早在《政治无意识》这本著作中，杰姆逊就汲取了伯克的上述重要概念。紧接着，他对杰姆逊的解释模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深以为然。了解了以上“策略”来龙去脉的概貌之后，还需进一步探究杰姆逊、伊格尔顿与伯克在使用“策略”一语上存在哪些差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弄清在借鉴伯克“策略”概念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又作出了怎样的改造、发展与丰富。有意思的是，就在伊格尔顿屡屡引用的《理论的意识形态》(TheIdeologiesofTheory)一书中，杰姆逊对伯克有较为中肯的批判式绍介。而且，这种批判与伊格尔顿的文艺思想若合符契，宛若出自伊格尔顿笔下。或许正因如此，面对“策略”在伯克实际分析中出现的问题，一向目光如炬、能言善辩的伊格尔顿选择了三缄其口。

接下来，我们看看杰姆逊对伯克的具体评说。杰姆逊直言，从伯克那里既有可以学习的经验，亦有应该吸取的教训。他赞扬伯克将“策略”概念添加到批评术语系统中来，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复杂的符号决定因素的总体概括，正是这一术语规范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任何特定的行为或行为分析以结构和特定风格。不过，伯克对《希腊瓮颂》等的批评实践显示，“‘策略’的概念似乎排除了它许诺给我们的视角，即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或政治视野，而只有在这种视野中，作为语言和文学制品的那些象征性行为的象征作用可以显现出来。”[2]151换句话说，当伯克把文学视为一种象征性行为时，这一概念已然超越文本而与喧嚣的大千世界链接起来，而文本的活动模式赖此方能生机盎然。然而，在实际的分析中，伯克却在不知不觉中逆转，又固步自封于自足的文本内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令杰姆逊忧心不已的关键点。因为一旦“策略”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所涉象征性行为的内在机制上，那么，结果就很可能将行为本身放入括号，并停止追问它作为一种行为首先构成了什么，或者说，将其社会意识形态目的抛诸脑后。不应误解的是，这不是说伯克并未论及意识形态。事实上，对于马克思、弗洛伊德或尼采等意识形态分析的伟大先驱者、无意识本体的伟大探索者，伯克都有研究，但其洞察力往往止于就人论人，而未能真正扩展开来、为我所用。所以，让杰姆逊引以为憾的是，伯克批评实践中的自我或主体甚至干脆回避了意识形态概念，其戏剧主义的模式也“都是意识的范畴，以古典的、近乎亚里士多德式的方式展露无遗；由于对语言的黑暗面视而不见，对历史的诡计或欲望的诡计视而不见，因此，伯克式的象征行为平静、透明”。[2]158换言之，尽管伯克的戏剧主义要求从戏剧分析的角度考虑动机问题，把语言、思想作为行动方式，并建议从行动(做了什么)、场面(何时何地做)、代理人(谁做了)、代理(怎么做的)、目的(为什么)五个方面着手剖析，[3]但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最终不单意外地大幅缩小了格局，还遗漏了一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这是杰姆逊与伊格尔顿两人的文本生产理论殊难接受的重大缺陷。反过来看，这也恰是伊格尔顿施展能力予以开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