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耿占春在写作中强调并一直践行着“细节的主题化”，他的语言和写作风格也早已形成了明显的“个人修辞学”，然而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分主题论述他的写作仍显得挂一漏万：他的思考和写作太过广阔与繁复。不过，阅读他数百万字的著作、批评文章和札记，仍能发现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多次出现在他的感知经验和写作中，如语言和主体性问题经过他反复的论述和深化，已成为一种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思想主题。

从学术史和观念史角度来说，语言和主体性问题属于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社会学问题的重要论题，一个批评家不可能绕开它们；同时，语言和主体性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戏剧般起伏跌落的命运，是当代思想者和写作者共同的历史境遇。对一种批评性写作来说，能否以一种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体为基础生成主体性意识，成为思想有效性的重要前提，进而生成一种个人的修辞学，始终是隐含在耿占春写作中的话语伦理。

就中国当代诗学和思想语境来说，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理论话语资源的传入，刚刚兴起的主体性意识旋即被语言问题所取代，其转型之急剧颇耐人寻味。耿占春本人的思想路径与上述发展有所不同。他更多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被伤害，即词语的滥用或被“污名化”的问题。最终，在激进化的“语言本体论”和“主体性衰落”的理论语境之外，耿占春在《失去象征的世界》中形成了一种值得信赖的“感受性主体”——一个由语言和主体性互相生成、确认的交互主体——并以此使思想立足于“美学和道德之间”。

通过平衡修辞的诱惑和思想的激情，耿占春建构了一种将语言和社会学考察交汇互证的“隐喻诠释学”，即通过探究隐喻和象征的文化功能将诗学问题推延至更深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通过持续地关注微观知觉、偶然语境、瞬间的意义生成、细节主题化、语言和文体意识……并将它们形成主题化的论述，批评家穿透了文本意象和修辞的封闭性与自足性，同时赋予了诗学理念以可感、可触的肉身形象。通过将个人感知和意义图式所携带的文化意义和功能组织进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发生、循环和交流过程，耿占春成功建构了一种基于文本分析之上的“广义的诗学”。

“语言本体论”及其变形

早在1981年秋，在一篇为“今天”诗歌辩护的文章中，耿占春已显现出对语言问题的极大关切。一种“改变语言”的豪情欢欣地涌动至他的笔下：“当我们创造性地选择或构造这种或那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意象世界。语言的选择对某种事物的表述即对世界的看法（思想意识）是有决定意义的。”[1]

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隐喻》充满了对语言、诗和修辞形而上学式的狂想，相应的问题则是主体性观念的模糊：偶被述及的主体也以“人”这个大写的类主体出现。在这个阶段，耿占春甘愿将自己的主体意识交付于语言的裁决：对于人来说，语言“是一种祭礼，一种恩宠”[2]。这种神话和史诗般的语调被后来的他——借用阿多诺批评本雅明早期文本的话语——自嘲为一种“教义性的语气”。他勇于承认：这样的语气“令人难堪”，并言“一切‘教义性的语气’中都有病毒”。（2011年札记）

当耿占春走出语言本体论的影响关注社会伦理语境的问题时，主体性的讨论在中国学术场域中几乎销声匿迹了，相应的是伴随着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本体论的登场。这源于创作者对形式和语言革新的自觉追求，同时也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所盛行的“作者之死”“人之死”“主体性衰落”等观念的传入有关。不可否认，新的语言观确实增加了当代艺术和诗歌文体的先锋性、现代性和复杂性，并于无形中冲击了权力话语的陈腐、没落和独断。然而，正如耿占春所提醒的，如果注意到中西方在观念史和社会史以及制度实践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别和错位，中国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罔顾现实差别而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亦步亦趋地合拍，就不免显得“诡异”与可疑。

中国学界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及90年代之后向语言主体论的急剧转型，并非如西方思想语境中观念逻辑的纠偏和调整，“而是一种充满断裂感受的改变，其中包含着自我意识的断裂与非连续性”。[3]在启蒙思想尚未结业、个人主体尚未获得精神自立的情况下，语言主体论的盛行不得不引起思想者的忧虑与质疑：“如果在这样的时代里不能为自己的道义本身给出界限，不同时保持着对人类事务的基本相对性的认识的话，他本身也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独断性思想与写作的根源，成为人类肌体中古老病菌的携带者与传播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