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修辞学》
戏剧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对受众来说是听的艺术、视觉的艺术,对表演者来说是说的艺术、表演的艺术。所以,戏剧翻译是困难的,是涉及两种文化、结合表演和文学艺术的翻译。绝大部分译本都以成功在舞台表演、得到受众的认可为最终目的。这也就决定了戏剧翻译的重中之重在于受众和受众效果。
相较之下,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重视受众和受众效果。虽然修辞学家未对受众效果进行具体的定义,但可从他们的相关观点得到启示,从而将之应用到戏剧翻译研究之中。
人名在剧本中扮演重要角色,常常被作为表现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的手段,有时还充当铺垫戏剧氛围、渲染叙事色彩的装饰,甚至成为解读作者意图的一把钥匙。人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蕴藏着意味深长的哲学内涵,是研究成功的戏剧译本的重要环节。
戏剧翻译家英若诚的英文非常地道、标准、流利,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的俚语都了如指掌。他极其注重戏剧的直接受众效果,力求译文忠于原著,又符合中外受众的审美习惯,故其翻译作品收到了良好的舞台效果,深受受众的喜爱。他也是优秀的演员和出色的导演,对戏剧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策略。
因此,本文尝试从修辞学的受众和受众效果角度,研究英若诚先生已被搬上舞台且受众效果极佳的剧本,分析其剧中人名翻译达到最佳受众效果的处理方法与技巧,以期为戏剧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修辞学家的受众论和受众效果理论
使修辞学系统化的古希腊修辞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有好的受众效果,应该研究发音朗读问题,用声音来表达情感,声音包括音量、音高和节奏;应多些普通字,能表现情感和性格的风格有较理想的受众效果。他强调风格应遵循不费劲就能让人有所领悟的原则,恰当的隐喻字是最好的选择。
在古罗马民主制度衰落后,修辞学经历了衰落的黑暗时期。直到十八、十九世纪,坎贝尔、惠特利和布莱尔推动修辞学突破式的发展。坎贝尔和惠特利提出了听众中心论。坎贝尔认为修辞的作用是启发理解、愉悦想象、促动情感和影响意志。为达到这一效果,应广泛使用简单、无歧义的当代语言,采用恰当的修辞学语言来愉悦受众的想象。惠特利持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表述简单、选词普通但风格恰当才是最有活力的,有时选择隐喻性、类比性的形象语言可能使受众效果更佳。
19世纪,在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的推动下,经历多次曲折发展的修辞学进入了新修辞学时代。理查兹提出,话语的作用应吸引受众的注意、表达情感或态度、传达说者的态度以及表达目的。为消除受众的误解,达到更好的受众效果,可以用语境和隐喻两种方式。
20世纪,伯克推动了新修辞学的兴盛,其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五元模式”(pentad),包括“表演”(act)、“场景”(scene)、“演员”(agent)、“道具”(agency)以及“目的”(purpose),用来理解和阐释人类话语和修辞活动。前四词分别指:一切行动或行为;所有和行动或事件相关的背景、氛围等,包括情势、语境、事态等;一般意义上的行事者;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一切手段。这五个元素两两形成比配关系,如“行动/情势”、“情势/施事者”、“目的/施事者”等。伯克的核心思想是“认同论”,即“同一论”。修辞家要真正做到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和受众“并无二致”,就必须和受众享有共同的话语规范和价值观念。
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修辞学家关于修辞受众和受众效果的观点,对戏剧人名翻译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英若诚先生的翻译可以见证。
二、戏剧中中英人名的特点
(一)中英人名文化的异同点
人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悠久的形成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且变异纷繁。因历史文化的不同,中、英姓名有明显差异。英语国家是重名轻姓,名前姓后,供选择的姓氏众多,但人名数量却相对较少。中国文化是重姓轻名,姓氏不多,但名却五花八门。
英语文学作品中,对同一个主人公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称呼,一会儿可能是姓,一会儿可能是正名,一会儿可能是缩称、爱称、教名。中文的人名则相对一致,较为固定。
中西方人在选名时,往往带有相同的文化心理,男性的名字往往体现威武阳刚之气,女性的名字则常常蕴含优雅秀丽之美。很多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并深受如罗马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所以很多姓名与基督教有关,其中一些源于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