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帝内经》修辞研究的意义

《黄帝内经》(以下称简《内经》)是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重要的医学文献。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理论专著，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然而，虽然《内经》在中医典籍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并且对当代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仍然有所裨益和帮助，但是由于《内经》成熟年代距离现代较为久远，文辞比较古奥难懂，加之许多从事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研究的人员，由于自身古文基础不牢以及专业所限，对修辞、训诂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不多，因此阻碍了对《内经》的更为深刻系统真实的理解。吴氏等就指出:“然其辞古，其义奥，读者常难达其意。虽历代注疏者甚多，但多从音、形、义对其原文进行注释。对《内经》原文的理解，固然要考虑其成书年代所运用词语本身的含义，更主要的还在于该词所处的语言环境及其客观意义。所谓修辞方法，就是语言的表达形式。不同的修辞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效果，或形象生动，或巧妙简炼，或回旋跌宕。倘不理解其修辞方法，亦不能正确理解其词语的语言环境，以致‘望文生义’或‘离句析词’。《内经》所用修辞方法极为丰富，若不注意，常常造成训释错误，歧解原文。”［1］钱氏指出:“《内经》修辞研究，是《内经》语言研究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全面系统地研究《内经》修辞，对于正确领会和掌握《内经》的经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班氏认为:“《内经》语言向称奥雅，需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研究，方可得其正确的理解，其中从修辞角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前代杨上善、王冰、张景岳等注家虽然都曾从修辞角度对经文进行过一些训释，但尚无一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前人所未发’的余地。”［3］

2 《内经》修辞研究概况

近20年来，《内经》修辞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分类概述。

2.1 对修辞学在训解《内经》过程中的作用的探讨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者开始注意到修辞学在训解《内经》过程中的作用，并在对《内经》和其他古医籍的考校和注释中涉及到了修辞手法研究。张氏认为:“运用修辞学可利于《内经》训诂，以提高我们阅读古籍的能力”［4］，“将修辞学用于校勘，可以校出《内经》中讹、脱、衍、倒的文字”［4］。他还指出，“通过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法，不仅可以把意思表达的清楚明白，而且更可以使文章写得生动而富有色彩，使之语言美化”［4］。另外，“《内经》中有大量的医学内容，如病名、病症、脉象和穴位等，为了把这些内容表达的形象逼真，《内经》的作者在文章中对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就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4］赖氏［5］在评价《医古文》六版教材时，就指出其中的《内经两篇》节选得好，其好就好在该文选集中了《内经》多种常见修辞手法，较充分地体现了《内经》的行文风格和可供学习和体会研读《内经》的方法。

姚氏等［6］从古汉语修辞角度分析校注《内经》，例如，他们指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典型的以对偶形式出现的互文修辞。另外，许氏［7］、李氏［8］指出在古代医籍中，经常应用“同意复用”或“连类复用”的修辞手段，以起到协调音节、加强语势的效果。

2.2 对某一种或某几种修辞手法运用的探讨

由于《内经》所用修辞方法极为丰富，因而在一篇文章里很难把它所用到的所有修辞手法都囊括进来并论述清楚，因此很多研究者就着重剖析某一或某几个修辞手法，举例说明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之妙。班氏指出:“《内经》开我国古代医籍修辞的先河，它充分发挥了修辞的作用，生动活泼地表现了广博深奥的医学内容。研究《内经》修辞的方式，是深入研究《内经》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9］他还在不同的文章中对《内经》所用的避复［10］、引用、层递与反复［11］等修辞方法分别做了探讨和研究。张氏［12］着重分析了变文这一修辞手法在《内经》中的运用。王氏［13］对《内经》叠字等修辞手法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分析。汪氏［14］认为中医学的“取象比类”与修辞手法中的比喻有着密切的联系，赵氏［15］则进一步探讨了《内经》所采用的比喻修辞手法的文化内涵。刘氏［16］在谈到回文的起源时简单地说到了《内经》对回文的应用，徐氏［17］对《内经》中的互文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析。班氏对《内经》修辞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除了上面提到的，他还对讳饰［18］、错综［19］、分承［20］等修辞方法分别做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