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作家。1987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短篇小说集《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破镜而出》《遗忘》等，2019年8月凭借《应物兄》获茅盾文学奖。

小说家的道德承诺

选自《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没想到，这本书我竟然读了两个星期。台湾作家中，张大春和朱天文的小说，凡是能看到的，我都要细嚼慢咽。因历史之思和家国之思而产生的疼痛感，对汉语小说所做出的智性表达，在张大春和朱天文那里是合二为一的，所谓道器并重。朱天文谈创作的文章，我只在《今天》杂志上读到过一篇关于电影的文字，很喜欢。这次读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就不仅是喜欢了，应该说喜欢而且佩服。既能写小说又能论小说，舍得说，并且能够说到点子上的，确实没有几个人。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当然是此中高手，但他们往往过于炫技，甚至夸大其词。米兰·昆德拉算一个，但此人有些心术不正，他热衷于表扬二流作家，而对一流的小说家却大加鞭挞。近年大陆文坛也不乏大内高手，比如，王安忆和格非。但这二位最喜欢分析的却是当代外国小说。而张大春先生，却是古今中外通吃，并且洞见迭出如同蜂房，我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撇开追名逐利的因素，其实每个作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除了写作我什么都不会”，此类回答，我们听到的最多。俏皮倒是俏皮，但其实是敷衍之词。前段时间重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对话，伊凡·克里玛对这个问题的问答真是深得我心。他说，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有才华的人将写作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伊凡·克里玛其实道出了在极权专制以及随后到来的个人性普遍丧失的商业社会里，写作得以存在的理由。张大春先生在《小说稗类》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小说是一股“冒犯的力量”，小说“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正因为这种冒犯，小说一直在探索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在谈论意大利作家艾柯的《玫瑰之名》（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小说题目之一）的时候，张大春对此另有总结，认为小说是在探索“被禁止的知识”。无论是伊凡·克里玛还是张大春，他们的谈论其实闪烁着一种“道德承诺”的光芒。当然，那是基于小说写作的道德承诺。

当然认真地追问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给人带来困惑。虽然米沃什曾说过，对于写作者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还几乎没有动过。这是谴责、期盼，也是无奈的哀叹。而对遗忘的反抗，写作者尤其大陆的写作者可能会比张大春先生有更强烈的动机。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出，当写作者当下的文化处境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以后，“知识的禁忌”在文化记忆尚未丧失之时可能已经被迫贬值，小说作为一种“冒犯的力量”，它所要冒犯的对象可能已经随之产生位移，并取消你的行动的意义。是的，一切仿佛都在改变，用迪伦马特的话说，祖国变成了国家，民族变成了群众，祖国之爱变成了对公司的忠诚。与此相适应，曾经被禁忌的知识，或许会显示出新的价值。我相信，这是写作者面临的最根本的困惑之一。春江水暖鸭先知，身处海峡对岸的张大春先生，可能会比我们更早地面临着这样一个疑问。我注意到张大春先生提到他非常看重索尔·贝娄，看重他的《雨王亨德森》（大陆译为《雨王汉德森》）。碰巧，这也是我热爱的作家和作品。索尔·贝娄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将被抛到脑后，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学科将应召为地下墓穴挑选墙纸。听起来就足以让人汗毛倒竖！但他确实道出了部分实情。无疑，写作的意义，小说的意义，需要重新评估。张大春从最早的庄子的寓言故事，说到司马迁的《史记》，再说到艾柯和卡尔维诺（这二位也碰巧是我喜欢的作家），小说随着星转斗移而历经种种演变，从中我们或可得到某种启示，以便重新找到小说叙事的动力。

这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张大春对具体的小说写作技巧问题的阐述，即张大春的小说修辞学。读到他关于小说语言的一段文字，我差点站了起来。因为在七八年前的一段文章里，我也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篇短文是发表在《青年文学》杂志上的。现在读到类似的论述，我可谓遇到了知音。没错，当代小说家最重要的修辞学，就是清理和检验那些“语言的尸体”。这些尸体像粪便一样从播音员漂亮的嘴巴里喷出，它们散落在各种报纸的头条，严重地污染着人们的感官。我被张大春先生的议论完全吸引，是在读到张大春对那个有名的“公案”的分析之后，我说的“公案”是指鲁迅《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惜墨如金的鲁迅为什么不直接说“有两株枣树”，而要说“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我在高校教书时，也曾向学生分析过这个公案，我是从“形式的写意”上分析的。现在看了张大春的分析，我顿觉自己的分析有些勉强。张大春注意到了句子中的“可以看见”四个字，即鲁迅是“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景”，为的是引领读者接下来仰起脖子，好观察枣树上方那“奇怪而高”的天空。由此我想起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开头，海明威用“望得见”一词为读者安顿了一个观察视角，让读者去看河心的那些大圆石头。类似的例子还有《百年孤独》的开头，作者引领读者看的也是河心的那些石头，它们宛如史前动物留下的蛋。看来，如此的看头，实为引领读者从现实世界进入文学世界的便捷小径。张大春书中类似的分析不胜枚举。如果你碰巧遇到他在分析一篇你熟知的小说，譬如，乔伊斯的《逝者》（大陆译为《死者》），譬如，艾柯的《傅科摆》，你都会发现张大春可能有更深入的读解。如果说有什么不足，我想张大春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多地联系到当代生活经验。因为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用当代生活经验去理解小说家所呈现出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