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形式逻辑，依据其两位主要发起者拉尔夫·H. 约翰逊和J. 安东尼·布莱尔的定义，是逻辑的一个领域，旨在为论辩以及使用自然语言的论辩活动的阐释、评价、建构提供规范、标准、程序。它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大学生对当时社会政治、公共生活中的论辩感兴趣，但逻辑课程教授的是以人造语言，而非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为对象的形式逻辑分析，无助于分析真实语境中的论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也是对北美社会中包括论辩在内的种种高度发达的修辞活动的一种反拨。一些早期的非形式逻辑学家不无偏见地认为修辞不过是装饰性的语言，虚有其表，毫无实质。在辨认与重构论辩时，非形式逻辑学家如布莱尔就认为如果要将论辩与非论辩区分开，就应该首先将论辩从“周围的修辞”中抽取出来。而在分析论辩时，非形式逻辑喜欢采用“简单式”“聚合式”“分散式”“连续式”等树型图图解的方式来分析论辩，这种视角将论辩视为一种静态的产物，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与解释论辩是如何产生，以及论辩参与者是如何交流与互动的。在评价论辩时，这种视角又将识别论辩中的谬误作为主要标准，但却把修辞的两大论辩手段——诉诸人格与诉诸情感，都视为谬误，认为只要能够避免被谬误误导，就能有效地评判和应对生活中的论辩。

但另一方面，《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非形式逻辑”词条中却指出古代最早从事非形式逻辑教育与实践的是被称为哲辩师的修辞家，他们教授的是可以被用于公共讨论与论辩的话语/说理（logos）艺术，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其逻辑著作一样，都试图理解与教授真实生活中的论辩。20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力，也可能是最早的一部非形式逻辑教材就被冠以“逻辑与当代修辞”之名。尽管非形式逻辑与修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是由承袭了分析哲学传统的北美大学的逻辑学教师发展起来的，由于逻辑学与修辞在基本理论预设上存在分歧，前者追求确定性，推崇的是从确定的前提出发得出确定的结论的确证范式，而后者则是以不确定性、或然性为出发点，以赢得受众认同，促成其采取行动为目标，所以最初非形式逻辑研究者并没有给予修辞充分的关注。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非形式逻辑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修辞对于其研究的重要性。威拉德就认为非形式逻辑学家们的研究一直都在转向修辞。修辞转向这一说法是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于1984年在“人类科学的修辞”研讨会上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科学的发展先是经历了“语言转向”，接着是“阐释转向”，现在是“修辞转向”，这意味就“真理与知识”的事务而言，修辞应占据中心位置，要用修辞的视角反对研究中占主导的客观主义视角。在这一智识潮流的大背景下，非形式逻辑研究的修辞转向也不可避免。图尔敏的论辩模式、汉布林对谬误的研究以及帕尔曼的新修辞，被认为是非形式逻辑运动的三大重要理论来源，而这三者与修辞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图尔敏没有直接提及修辞，但他认为对于日常的实质性论辩而言，任何具有“有效性”的说法，无论是法律、科学还是医学都依赖于语境，这就与形式逻辑学家所持的论辩与语境无关的立场迥异，却与修辞对论辩的看法如出一辙，而他受法庭论辩启发所提出的更能适用于日常生活的论辩模式，也与数理逻辑的演绎与确证模式大相径庭，却能在古典修辞中找到类似的模式。汉布林对谬误的研究怎么也绕不开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对谬误的论述，遑论将“受众”这个修辞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引入论辩，将论辩视为获取或增强受众对观点的信奉，并旗帜鲜明地将其对论辩研究的大作冠以《新修辞》之名的帕尔曼。而所谓的非论辩因素，比如叙事、情感这些修辞元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沃尔顿等学者就将叙事纳入其论辩模式中，称之为“基于叙事”的论辩模式。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汪建峰副教授，在其赴北美非形式逻辑研究大本营——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辩及修辞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受《当代修辞学》期刊委托，与四位当代著名的非形式逻辑学家拉尔夫·H. 约翰逊、J. 安东尼·布莱尔、克里斯托弗·廷德尔以及道格拉斯·沃尔顿进行了访谈交流，并于2018年底至2019年初发表了系列文章，让我们对非形式逻辑研究的修辞转向有了更直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