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桂剧走过了两百多个春秋，吸纳了祁剧、徽剧、京剧等兄弟戏剧的优点，再经过历代桂剧匠人们的创造加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表演风格和民族艺术。桂剧讲究“一念二唱三哭四笑五愤恨”，在20世纪绽放过迷人的风采。但由于全球化的碰撞、当代大众品位的转变以及新兴媒体的强烈冲击，曾拥有过辉煌成就的桂剧在21世纪遭遇生存瓶颈，其发展空间也日益狭窄。如何才能唤醒这个古老又极具魅力的生命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桂剧是一门独特的民族艺术，2006年被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桂剧想要走出去，可以借助翻译发声，借由传神达意的翻译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文化。然而，桂剧的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的制约。因此，桂剧翻译的质量是我们能否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民间故事的关键因素。桂剧翻译想要走出去，实现对外传播，就必须致力于使译文文本贴近读者，让受众乐于接受，保证桂剧翻译的渠道畅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桂剧走出去的预期目的。

根据西方修辞学理论，受众是翻译的接受者，翻译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对译文的接受和认同程度。而桂剧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向受众讲述中国民间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并期望得到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二、翻译与西方修辞学的共性

翻译和修辞学是两门自成体系的不同学科，但是两者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之处。翻译和修辞学之间最大的共性就是——两者都是借助语言符号来完成面向受众的交际活动。

（一）目的性

翻译和西方修辞学都带着强烈的目的性。首先，任何的翻译都“译有所因”，桂剧翻译也不例外。桂剧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受众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文化来了解桂剧，并且产生与原文相似效果的影响力，以期让受众认同和喜欢桂剧。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不同文化的人互相理解和欣赏。翻译的出现打破了语言交际的藩篱，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得以交流并缩小认知差距。

而修辞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化解分歧，增进理解。西方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认为修辞蕴含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可以用来解决分歧、促进共同理解、达成社会和谐。（姚喜明，2009:245）由于认知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而人一旦使用象征（包括非语言符号）就会产生修辞活动。伯克认为，修辞成功的关键在于“认同”。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为了化解隔离状态，始终需要通过交际来追求认同感。伯克爱好和平，希望修辞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他认为修辞是“人们运用语言在他们身上形成态度或诱导其采取行动的一种行为”（the use of words by human agents to form attitudes or to induce actions in other human agents）（Sonja K Foss et al, 2002：191） 翻 译和修辞学的关注焦点都是消除差异，促进理解，两者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他们都旨在借助语言符号来影响受众采取相应行动。

（二）受众性

翻译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受众的评价和接受度。翻译文本的终端接受者是受众。功能学派历来重视受众，其代表弗米尔指出，“任何一个翻译作品都是面向预期受众的”。(Christiane Nord,2001:12)由于源语受众和目标受众在认知、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重视目标受众，使得译文尽量贴近受众，以一种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最佳的译文效果，这样才能打开畅通的交流渠道。

无独有偶，对受众的考察从来都是西方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姚喜明，2009:249）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提出：演讲中有三个重要因素——演讲者、主题和听众，其中，最后一个因素听众决定了演讲的性质和目的。（从莱庭、徐鲁亚，2007:103）这里指的听众即受众。想要说服受众，首先必须了解受众。新修辞学家佩雷尔曼在《新修辞学：论论辩》中分析了受众的三种类型——普遍受众、单一受众和自我受众。而伯克的“认同”理论也是基于对受众重要性的关注。

（三）修辞学理论的简单回顾

修辞蕴含在人类的一切交际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劝说来消除分歧，促进共同理解。古希腊修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议题上找到成功说服方式的能力”（A faculty of considering all the possible means of persuasion on every subject）。（Aristotle，1890:11）所谓的说服方式，是指合乎情理，逻辑性强的论证方式。修辞是一种寻求劝说和诉诸的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的目的就是对受众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一种说服，以求达到最大化的劝说效果，因此，他提出了三种说服方式——理性诉求（logos）、人格诉求（ethos）以及情感诉求（pathos）。其中，情感诉求是通过对受众的情感进行分析了解进而采用言语打动受众，对受众“动之以情”，以期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者必须了解受众的心理，以便能激发他们的情感，创立认同感。而“认同”是修辞学家伯克的思想核心。只有深谙目标受众的心理和劝说方式，译者才能用受众易于接受的修辞方式对译文进行润色，在受众中创建认同感，促使其采取相应行动，从而实现文化对外传播的预期目的。如何才能获取认同感呢？伯克认为修辞者应该像受众那样所思、所言、所感、所行。认同是劝说的积极效果，其过程包括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