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青著《西方音乐修辞史稿》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第 一次有幸接触王旭青老师是在北京开会期间，当清瘦、秀气且略带“青涩”的她站到我面前时，我很难将她与脑海中预设的学识渊博、成果丰硕、笔锋老练且拥有全国“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授等一大串金色光环的学者形象相联系，这恐怕不看我于我，于大多数熟读她文论但初次接触她的学界同仁而言，或许都有此同感。近年来，王老师学术产出不仅量大，而且质优。从她发表的文论来看，她的研究兴趣广泛，视野广阔，不仅涉足大众化的音乐赏析与审美、音乐批评，同时也关注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相关问题。当然，最为学界称道的莫过于她持续对音乐叙事与修辞这一宽阔学术领地所作出的耕耘与思考。从元理论的探究到学理的实操性论证，她“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构筑起自己坚固的学术堡垒。众所周知，音乐叙事和音乐修辞是一对相互关联且性质相近（均具有跨学科的视域）的学术概念，继2013年出版《言说的艺术：音乐叙事理论导论》之后，王老师“频频放招”，于2018 年底将自己的系列成果汇聚成《西方音乐修辞史稿》（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终于补齐了她学术研究中的“双子塔”。当2019 年初拿到这本还未全面上架、装帧精美、内容厚实的《西方音乐修辞史稿》通览之后，犹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个人觉得该著有以下几个可圈可点的特征。

一、史料翔实 脉络清晰

在音乐的学术研究中，由于音乐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思维和观念的局限性，许多概念的确立和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游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音乐修辞”也是如此，虽然这一概念似乎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但当被问及“什么是音乐修辞？”时，恐怕大多数人仍会语塞。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一直处在不断地完善、修正过程中；另一方面，即便在历经几百年之后，音乐修辞研究在学界重新活跃的当下，仍然存在着对它的各种不同阐释和理解。因此，若非将这一特定的概念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并以一种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它，必然会落于以管窥豹、刻舟求剑式的尴尬与窘境。

但反观音乐修辞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才短短一二十年，在此之前，它一直主要存在于西方音乐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囿于语言的隔阂与不便，大部分中国学者对音乐修辞的认识恐怕仅仅依赖于零星出现在各类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而缺乏对其进行系统且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历时性的梳理。对于“什么是音乐修辞？”“音乐与修辞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在此之前，音乐修辞在西方又是如何发展和被认识的？”等等一系列核心命题，人们似乎较为茫然。因此，从这一现状来看，学界迫切需要一部全面介绍西方音乐修辞理论的学术专著问世。而王旭青教授的这一大部头著作恰好弥补了当前这一空缺，对于意图深入了解音乐修辞这一概念来龙去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暗室逢灯。

从书名中的“史稿”二字可以看出该书明确的史学性质以及史料在该著述中的重要地位。除下篇之外，上、中篇以及后面的附录部分实际上都是对西方音乐修辞发展史的回顾与梳理。从古希腊的雄辩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诗学”，从巴洛克时期的情感论和音乐辞格到20 世纪音乐修辞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复兴，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紧扣章节之初其所提出的各个问题，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地将音乐修辞曲折的发展历程完美地呈现出来。沿着这条线索，读者不仅可以厘清早期修辞学与音乐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音乐修辞发轫之初的辞格类型和形态，也可以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大语境下获悉音乐修辞存在的缘由与时代价值。从最初修辞学对音乐的渗透到巴洛克时期音乐修辞理论发展的繁盛再到19世纪音乐修辞理论在西方学界所遭受的冷遇以及20 世纪音乐修辞理论的再度复兴，甚至20 世纪所出现的“偏离说”与“装饰说”之间的学理分歧，作者始终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铺陈历史事实，不偏不倚地将历史过往与现状呈予读者。这充分体现出作者以史为据的学术素养以及由此赋予该著所应有的学术价值和学术高度。

在著作中，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通过大量的引文和注释对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出现的修辞与音乐修辞研究现象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从这些引文与注释（除此之外，还有附录部分对词条与外国学者发言稿的译介）的体量以及行文的流畅度，可以看出作者的外文翻译水平之高以及查阅文献范围之广，这对于长期在国内从事音乐研究的青年学者而言，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当然，这也正是该著得以保持一部“史稿”应具有的质量之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