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是连接社会、科学与哲学的桥梁，其研究方法在不断地探索和更新，以寻求该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上看，逻辑经验分析、历史分析、实践分析逐渐淡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在经历语言转向和解释学转向后，社会科学哲学也逐步实现向修辞学转向。社会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也被称为20世纪继语言转向和解释学转向后的人类第三次理智运动。

修辞学的大量运用，实质上开启了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因为，人类在描述社会历史的“故事”时，都是以语言作为基本符号，语言受个体的差异、语境的差异、研究者的情绪等影响很大，即使是叙事性的研究进入，都会造成事实与解释的巨大差异，因而，此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带有语境的。这种语境观念在思维领域渗透的同时，一种语境论世界观逐渐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中显现出来。无论是以语境实在为特征的本体论立场，以语境范式为核心的认识论路径，还是以语境分析为手段的方法论视角，语境所具有的元理论特征，使人们已经不能把语境论仅仅局限于使社会科学哲学融合起来［1］。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需要摆脱“科学效应”的影响，让社会科学哲学使用修辞学，以消除“科学效应”带来的差异，走出辩护主义者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科学哲学之间的二难选择的困境。

一、“科学效应”对传统社会科学陈腐、刻板的统治

19世纪以来，“科学效应”风靡西方的科学界。为了让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尝试了在研究中引入科学的方法。当时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流思想的基本主张是:把有关人类事物的规范知识(社会科学)与文学和修辞学(文学批评)区分开来。1929年，哲学领域的重要学派——维也纳学派，在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再次强调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他们阐述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理论要素是经验、实证和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同时，把这些分析分别应用于算术、物理学、几何、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2］于是，在科学方法的奠基下，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具备了初步的规模。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注重力求还原的叙事

“科学效应”是一种研究方法，意在引导读者形成适当的态度，以确立社会科学家的精神气质［3］(P269)。这种效应来自于表现形式，而不是被表现的事物。在“科学效应”的影响下，研究者的叙事都是用语言和不断变化世界创造那种“事实”，这种“事实”要成为人们公认的“观点”，而又不能是一种观点。大量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客观的因素撰写其中，而修辞等主观性较强的因素均被传统社会科学排除于体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还原主义原则，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始终，社会科学的“事实”力求的客观，将所有主观因素拒斥于研究之外。

(二)强调可逆性的论证

传统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同样注重论证的可逆性，这使得很多社会科学向着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如《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的颁布，就让心理学这门从哲学脱离出来的学科，逐渐从论辩性的探究变成了实验性的报告，叙述者、被叙述者以及运用的结构逐步从研究中僵化起来。《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逐步成为行业的标准，无论是研究者或是从业者都必须遵守《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制定的规范。《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的规则实际上会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丧失在许多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资格，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其科学效应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制定的规范下，研究结果的突出特征是:材料是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冲突和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少出现;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具有同样的形式和地位……这标志着从论证向没有经过论证的实验主义的退却。

(三)重视对事件的逻辑分析

亚里士多德是逻辑之父，自他开始，后人便习惯性地把逻辑作为“思维的工具”。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注重运用狭义的逻辑方法，这种逻辑在严格性、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方面几近苛刻，研究者在苛刻的方法下寻求历史、社会、文化等内在的逻辑性。但是这种研究却往往没有达到研究者的预期效果，逻辑学的三段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感性”的社会科学案例，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中的两大律令:(1)理由必须真实;(2)从理由能够推出结论。这两条看似简单，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