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对现代国家建构问题的探讨中，“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是研究的起点，正是对民族国家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引出了“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的争论和分歧。从目前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探讨来看，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大都集中于国家形态演进的维度，或者说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认为民族国家是继王权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之后出现的“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汉斯·摩根索、安东尼·吉登斯、恩格斯等学者基本都持有类似的看法。汉斯·摩根索认为，“严格意义上讲，民族国家最早是指出现在欧洲那种摆脱中世纪和教权控制过程中所诞生的现代主权国家。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创立齐头并进，并且具备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形态，因此被称为‘民族国家’”[1](P216)。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论述了民族国家是15世纪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全新的国家形态，是中世纪后期的王权缔造了民族国家。他认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2](P218)查尔斯·蒂利也同意民族国家是西欧在1500年左右出现不同于王权国家的新国家形态，强调民族国家是欧洲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我国学者周平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辨析，认为民族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主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国家属于人民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3]这一脉的学者主张，一个国家是否为民族国家，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国家主权，和其领土疆界之内民族(或族群)构成数量多少无关，民族国家可以是单一民族、族体组成的现代主权国家，也可是多个民族或族体组成的现代主权国家；另一种理解则侧重于民族学的维度，强调构成现代国家民族或族体的数量，认为只有由单一民族或族体构成的国家才可以称为民族国家，进而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认为民族国家只是“理想的”或“虚构”的国家[4](P265～267)，真实存在的国家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国家”界定的学科分野使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如果仅仅根据国家构成的族体数量理解民族国家，进而否定民族国家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无从理解“民族国家”概念为何存在，而且影响如此深远。如果仅仅关注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国家关系主体的维度，那就“不仅无法解释国家主权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而且也使“‘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失去本质内涵而不具有解释力”[3]。甚至需要创造新概念如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现代的多民族国家，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应该说，纯粹的概念思辨并没有使人对这些概念更加明晰，反而更加困惑。在“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理解上尤其如此。本文尝试借鉴昆廷·斯金纳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主义和修辞学的方法来辨析、理解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的发生、争论和实质。

昆廷·斯金纳开创了历史语境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其特色在于语境和修辞的结合。他主张把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context)中来进行研究，即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并创造性地把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修辞分析方法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实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学转向”。 昆廷·斯金纳反复强调：“就一切正式的论断而言，仅仅研究一位作者的言论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意涵。要理解某一论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作者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人们的言说(saying)，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doing)。”[5](P16)在斯金纳看来，理解一个文本，至少需要两步：首先要搞清楚文本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他们想通过文本表达什么，其次应该考察在特定时刻言论与更为广泛的语境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揭示作者的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修辞并非单纯的语言学问题，它往往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暗含政治或其他企图。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言说方式，“语言即行动”。斯金纳思想史的修辞分析方法，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明了“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争论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实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